第16期:1864年第一部《日内瓦公约》的签署

1863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,确定了建立各国志愿救护组织的方向,也原则通过了白底红十字标志。但这只是“软决议”,没有法律约束力。
要想真正保护战地救护人员和伤员,必须有一份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。1864年,这份条约终于诞生了——第一部《日内瓦公约》。
这一期,我们回到1864年的日内瓦,看看这份划时代的法律文件是如何签署的,以及它写了什么。
从“请支持”到“必须遵守”1863年会议结束后,“五人委员会”并没有松一口气。他们清楚,如果没有法律保障,红十字标志只是一个好看的图案,救护人员仍然可能被随意攻击。
委员会决定乘胜追击,推动各国政府签署一份正式的国际条约。莫瓦尼埃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他以委员会的名义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,建议在日内瓦召开一次外交会议,专门讨论签署保护伤员和救护人员的条约。
经过几个月的筹备,会议于1864年8月8日在日内瓦市政厅召开。参加会议的有16个国家的代表(部分国家派出了正式代表,部分国家只是观察员)。会议持续了两周,最终在8月22日,12个国家签署了这份文件。
签署国有哪些?第一批签署《日内瓦公约》的12个国家是:瑞士、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巴登、黑森、普鲁士、萨克森、符腾堡。(注:当时的德国尚未统一,所以出现了几个德意志邦国分别签署的情况。)
英国、瑞典、挪威、丹麦等国没有在第一时间签署,但随后几年也陆续加入。美国因为当时正处于南北战争期间,没有派代表参会,但战后也加入了公约。
公约写了什么?——只有10条第一部《日内瓦公约》的全称是《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》。全文非常短,只有10条,但每一条都直击要害。
我们来逐条解读核心内容:
第1条:野战医院和救护车应被视为中立,受到交战各方的保护和尊重。如果落入敌方手中,医院人员可以继续工作或安全撤离。
第2条:野战医院和救护车上的人员(包括志愿者)在履行职责时,也应被视为中立。只要他们不从事敌对行动,就不应被攻击或俘虏。
第3条:收容伤员的建筑也受到同等保护。
第4条:军队医疗部门的物资运输车辆,如果被捕获,应由捕获方负责送回,物资用于救治伤员。
第5条:当地居民如果自愿救助伤员,应受到尊重和保护。任何因救助伤员而被敌人处罚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。
第6条:伤病的军人,不论属于哪一方,都应得到收容和照顾。交战各方可以向敌方哨所送还“无法挽救的伤兵”,但必须保证他们不会再上战场。
第7条:白底红十字标志应作为医院、救护车和救护人员的统一保护性标志。标志应尽可能大,便于远距离识别。
第8条:公约的实施细节由交战双方的指挥官根据本国法律自行制定。
第9条:签署国应在本国军队中推广本公约的内容,并向民众宣传救助伤员的重要性。
第10条:签署国应在未来可能召开的会议上修订或完善本公约。
这份公约为什么重要?第一,它是现代国际人道法的起点。
在1864年以前,“战争法”虽然有一些零散的习惯规则,但从来没有一部专门的、多边的条约来保护战争中的伤者和医疗人员。《日内瓦公约》开创了这一领域。后来的海牙公约、1949年四个《日内瓦公约》及其附加议定书,都源于这10条短文。
第二,它确立了“人道中立”的原则。
交战双方可以互相仇恨、互相杀戮,但对待伤者和医护人员,必须保持最起码的人道底线。这条原则后来扩展到战俘、平民、文化财产等更多领域。
第三,它赋予了红十字标志法律保护效力。
从此以后,攻击佩戴红十字标志的人员或设施,不仅是“不道德”的,而且是“违法”的,可能构成战争罪。这一保护功能,挽救了无数救护人员的生命。
第四,它建立了“普遍适用”的规则。
公约的措辞没有使用“基督教国家”等限定词,而是面向所有签署国。这意味着,无论信仰、文化、政体如何,只要签了公约,就要遵守这些规则。这种普遍主义精神,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。
签约后的故事第一部《日内瓦公约》签署后,各国军队开始接受红十字标志和救护中立的培训。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,是公约的第一次实际检验。
在普法战争中,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出了第一批战地代表,其中包括“五人委员会”中的路易·阿皮亚医生。阿皮亚在战场上佩戴红十字臂章,穿梭于德法两军之间,救助伤员、传递信件。他后来写下了详细的战地报告,证明红十字标志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起到了保护作用。
当然,公约不是万能的。在战争中,仍然发生过攻击救护车和医院的事件。但有了公约,国际社会就有了一把“尺子”——攻击救护车是违规行为,可以被谴责、被追究。这种“软约束”虽然不完美,但比完全无法无天要好得多。
从10条到数百条1864年的10条短文,经过多次修订和补充,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庞大的国际人道法体系:
1906年:修订版公约,条文增加,适用范围扩大。
1929年:增加关于战俘待遇的新公约。
1949年:二战惨痛教训后,通过四个《日内瓦公约》——保护伤者病者、海战伤者、战俘、平民。
1977年:两个附加议定书,将保护范围扩展到非国际武装冲突(内战)。
2005年:第三附加议定书,增加红水晶标志。
但无论后续如何丰富,1864年的那10条始终是源头。正如一条大河,源头可能只是一条窄窄的小溪,但它的水流从未中断,最终汇成了浩瀚的海洋。
下一期,我们将回到亨利·杜南本人的命运——这位红十字之父为何在晚年贫困潦倒?首届诺贝尔和平奖又是如何找到他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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