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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壤深处的精神星火 ——抗战时期苍溪人道实践研究的当代启示

时间：2025-06-25  来源：苍溪县红十字会  作者：苍溪县红十字会

　　序言：红壤深处的精神星火——抗战时期苍溪人道实践研究的当代启示

　　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我们怀着敬畏之心编纂这套学术报告集，将目光投向川北山区那个名为苍溪的红色县城。在1937-1945年的烽火岁月里，这里没有红十字会的白色旗帜，没有国际医疗队的先进设备，却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了人道主义的真谛——当8066名苍溪子弟奔赴前线，当三次日军轰炸后的废墟上民众仍坚持收容伤员，当“钱衣裳”的布币被一针针缝入夹层保存药品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战争中的生存智慧，更是一个民族精神基因的顽强表达。

　　这套报告集的六项研究，如同六棱镜的不同切面，共同折射出苍溪实践的完整光谱。《烽火后方的人道微光》揭示“类红十字”现象的组织创新，《植根红壤的博爱》剖析群众性实践的伦理基础，《组织缺席下的精神在场》阐释制度空白中的生成逻辑，《红色基因的延续》追溯苏维埃传统的创造性转化，《后方、民间与传承》构建三维分析框架，《“钱衣裳”精神与烽火救援》则聚焦符号动员的力量。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：在至暗时刻，人道主义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国际公约与专业机构中，更蕴藏在普通民众的日常坚守里。

　　苍溪故事的特殊价值，在于它打破了人道主义的“中心—边缘”叙事。当我们将目光从上海、武汉等红十字会中心站移向这类“组织空白区”，便会发现：红十字精神在中国乡村的传播，从来不是简单的制度移植，而是通过技术转译(如竹钮扣改作担架)、符号重构(如“钱衣裳”精神)、伦理共同体(如军属代耕制)等本土化路径实现的创造性转化。这种转化能力，恰恰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不衰的精神密码。

　　当代学者重访这段历史，不仅为了填补学术空白，更因苍溪经验对当下具有深刻启示。在全球化退潮、地区冲突频发的今天，苍溪民众当年在资源匮乏中构建的互助网络，为基层人道体系建设提供了历史镜鉴;“钱衣裳”所象征的“藏资源于民”智慧，对应急管理中的社区韧性建设颇具参考价值;而红色基因的代际传承机制，则为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鲜活范本。

　　翻开这些报告，读者将看到：在黄猫垭战史陈列馆复原的竹担架旁，在红军渡纪念馆“钱衣裳”文物的针脚里，在红心猕猴桃产业“为农民交社保”的承诺中，80年前的星火仍在跳动。这提醒我们，真正的纪念不仅是回顾历史，更是让那些在烽火中淬炼的精神，继续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。

　　谨以此丛书，致敬所有在黑暗中守护微光的普通人。

　　杨 昭 范华君 樊 宁 2025年6月

　　组织缺席下的精神在场：抗战时期四川苍溪县人道主义实践的生成逻辑与历史意义

摘要

　　本文以抗战时期四川省苍溪县为研究对象，考察在缺乏正式红十字会组织的背景下，人道主义实践如何依托地方红色传统、民众互助网络与省级红十字系统支持得以延续。研究表明：苍溪通过三重实践形态——后方支持节点、民间互助载体与精神传承之地——实现了“组织缺席下的精神在场”，其生成逻辑源于苏区医疗经验的转化、战争催生的资源整合需求及人道精神的草根韧性。这一地方性实践不仅为抗战作出实质贡献，更为理解中国近代人道主义的本土化路径提供了典型案例。

关键词：

　　抗战时期;苍溪县;人道主义实践;红十字会;组织缺席;精神在场

引言：组织缺位与精神在场的悖论

　　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系统虽在战地救护中发挥核心作用，但其组织网络存在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。据研究，四川省红十字会虽在1911年已建立分会，但至1945年仅覆盖主要城市及交通节点，偏远县份多处于组织空白状态。苍溪县作为川陕革命老区，抗战期间无独立红十字分会建制，却贡献了8066名兵员并承担了大量战备支援任务。这一悖论现象引出了核心问题：当正式人道组织缺席时，人道实践如何通过非制度化路径存续与生长?本文结合地方档案、口述史料与红色文化遗存，揭示苍溪人道实践的生成机制，并探讨其对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本土化的理论意义。

一、苍溪人道实践的历史语境与三重形态

（一）战时生态：轰炸、征募与资源匮乏

　　苍溪虽非正面战场，但仍遭受日军三次轰炸，导致8人死亡、12人受伤，民房、农田损毁严重。更为深远的影响源于战争动员：全县共征调8066名青壮年参军，直接导致农业劳动力锐减，“田园荒芜，饿殍遍野”。在此情境下，人道需求实则激增——需安置难民、救护伤员、维持民生，但县域内仅有零星乡村卫生所(如文昌宫卫生所)，且无现代医疗设施。

（二）实践形态的三维展开

　　1.后方支持节点。苍溪地处嘉陵江要冲，成为陕甘与重庆间的伤员中转枢纽。依托省级红十字会网络，其接收来自前线的伤员，并提供临时包扎与转运服务。1945年，美军飞行员亨利·霍桑(Henry Hawson)因燃油耗尽迫降苍溪，县政府组织民众救援并将其安全送至成都，体现了跨文化的人道协作。

　　2.民间互助载体。苏区时期遗留的医疗经验被转化为战时自救技术：一是“钱衣裳”精神的延续。张权氏大妈在1935年曾冒死保存红军布币缝制的夹衣，这一“藏资源于民”的策略在抗战中被用于隐蔽药品与救助物资;二是战地医疗的本土化应用。1934年黄猫垭战役中形成的止血、搬运技术由民众传承，用于空袭伤员的初步处置。

　　3.精神传承之地。民众以物质牺牲践行人道理念：谢寡妇卖田捐款、收藏家义卖古董筹款等事迹广泛流传;全县募集资金购买军机一架，并认购同盟胜利公债124.6万元法币。此类行动虽未冠以“红十字”之名，却深刻契合其“博爱恤兵”内核。

　　表：抗战时期苍溪县人道实践主要领域及贡献

实践领域	具体行动	量化贡献	精神内核
兵员与物资支援	征兵、购机捐款、认购公债	8066人出征；捐款132万元	牺牲精神
伤员救援与安置	中转救护、援救盟军飞行员	3次轰炸伤员救护；1名飞行员获救	国际人道主义
民生互助	代耕军属土地、发放优待粮	发放军属优待粮8811石	社区共同体意识

二、生成逻辑：人道精神的地方性植根

（一）苏区经验的战时转化

　　红军时期(1933-1935)苍溪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形成三大红色资源：一是组织资源。遍布乡村的苏维埃卫生所(如文昌宫)成为临时医疗点。二是技术资源。战场急救技能在民众中普及。三是符号资源。“钱衣裳”所象征的信任与牺牲精神构成道德资本。这些资源在抗战中被重新激活，使民间自救行动获得历史合法性与技术可行性。

（二）战争催生的整合机制

　　四川省红十字会通过两种方式延伸其影响力至组织空白区：

　　一是流动救护队的渗透。四川省红十字会组建的12支救护队定期巡诊川北，苍溪作为嘉陵江港口获得药品补给与国际援助物资(如美国医药援华会药品)。二是防疫体系的覆盖：省级“灭虱站”防控斑疹伤寒项目扩展至苍溪，遏制了难民流动引发的疫情。此机制使苍溪被纳入更大人道网络，弥补了地方组织缺失。

（三）道义经济的形成

　　传统宗族与革命伦理共同孕育了互助型道义经济：一是宗族伦理。军属土地由同族代耕，全县发放优待粮4701石(1939年)。二是革命互惠。民众视救助伤员为对红军恩情的回馈，形成“军民生命共同体”意识。在此逻辑下，人道行动超越慈善范畴，成为社会存续的必需实践。

三、历史意义：草根人道主义的重构与超越

（一）对正统红十字运动的补充

　　苍溪实践揭示了人道主义的双轨制结构：官方组织(总会-分会)与草根网络并行。前者依赖制度化的救护队与资金，后者则依托非正式技能传承(如战场急救)、隐性物资网络(如“钱衣裳”式隐匿)和道德权威(如老红军动员力)。这一结构突破了红十字会“城市中心主义”局限，使偏远县域获得人道韧性。

（二）精神符号的当代转译

　　当代苍溪通过红色记忆工程将战时人道精神制度化：一是空间载体。黄猫垭战史陈列馆(2022年建成)专设“战场救护”展区，复原苏区绷带制作工艺。二是教育实践。红军渡纪念馆将“钱衣裳”文物纳入研学课程，青少年模拟包扎训练强化技能传承。三是仪式传播：县红十字会为老红军发放仁爱基金(2011年)，建立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谱系。此转译使历史实践升华为地方人道认同的永恒象征。

　　表：苍溪人道主义实践的历时性转化

时期	核心载体	行动特征	组织形态
苏区时期	苏维埃卫生所	制度化医疗救护	政权附属机构
抗战时期	民众互助网络	非正式自救互救	草根自组织
当代	纪念馆/研学基地	教育化记忆传承	国家-社会协作

结论：人道主义的本土化范式

　　抗战时期苍溪县的人道实践表明，当正式组织缺位时，精神可通过三重路径在场：传统的工具化转化(苏区医疗经验→战时自救技术);外部网络的在地衔接(省级红会资源→县域中转功能);道德符号的情感动员(“钱衣裳”精神→物资匿藏策略)。

　　这一“无组织的组织力”不仅支撑了战时生存，更创造了一种本土人道范式——其生命力不在于系统化建制，而在于精神与地方性知识(local knowledge)的结合。在此意义上，苍溪的历史启示我们：人道主义的本质并非结构之形，而是实践中的精神微光，于至暗时刻照亮存续之路。

　　植根红壤的博爱：抗战时期四川苍溪县群众性人道实践研究(1937-1945)

摘要

　　本文以川陕革命老区苍溪县为研究对象，探讨抗战时期在缺乏正式人道组织的情境下，群众如何依托苏区互助传统与战争催生的生存伦理，构建独特的人道实践体系。研究表明：苍溪通过兵员支援、伤员救护、民生互助三大实践领域，形成了“红壤孕育博爱”的本土人道范式。其生命力源于苏区医疗技术的战时转化、省级红十字网络的资源渗透，以及宗族与革命伦理融合的道义经济。这一实践不仅为抗战作出实质性贡献，更为理解中国农村人道主义的生成逻辑提供了关键样本。

关键词：

　　抗战时期;苍溪县;群众性人道实践;苏区传统;道义经济;博爱精神

引言：红壤之上的博爱基因

　　抗战时期的人道主义行动常被视为城市精英或国际组织主导的领域，然而在四川省苍溪县—一个无红十字会分会、无现代医疗设施的偏远革命老区，却涌现出惊人的群众性人道实践：全县共输送兵员8066人，捐款132万元，救护盟军飞行员，并承担伤员中转任务。这一现象引出了核心问题：当制度性人道组织缺位时，革命老区的群众如何激活历史资源，构建自发性救援网络?本文基于地方档案与口述史料，揭示苍溪实践的三重维度，并阐释其对中国乡村人道主义本土化的理论意义。

一、红壤根基：苍溪人道实践的历史土壤

（一）苏区经验的战时转化

　　1933-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苍溪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形成三大红色遗产：一是技术遗产。红军被服厂在文昌镇首创“竹钮扣”工艺，用谷草灰染布、竹片包布制扣，解决军装生产难题。该技术抗战时转化为群众自制绷带、担架的技能。二是组织遗产。苏区卫生所(如文昌宫)虽未延续为正式机构，但其建立的群众医疗互助模式成为战时自救基础。三是精神遗产。“钱衣裳”故事(群众冒死保存红军物资)象征的信任伦理，使民众自发隐匿药品、救助伤员。

（二）战争催生的生存危机

　　苍溪虽非前线，但仍遭受日军三次轰炸：一是1941年七夕轰炸，27架日机在陵江镇洪山梁投弹8枚，刘恩兴一家七口灭门，李中英腮部被弹片击穿。二是1944年朱家渡轰炸，造成7名砍柴村民受伤，农田颗粒无收。三是轰炸加剧了资源困境，全县青壮年参军率达30%(8066人出征)，导致“田园荒芜，饿殍遍野”，老弱妇孺成为人道实践主力。

二、博爱实践：群众性人道行动的三重维度

（一）兵员与物资支援网络

　　群众以自我牺牲支撑抗战大局：一是人力动员。1937-1945年分期输送8066名士兵，1943年单年征兵达1320人。二是物质奉献。认购同盟胜利公债124.6万元，捐军粮8811石，谢寡妇卖田捐款等事迹广泛流传。三是后勤创新。老裁缝重拾苏区被服厂技术，指导妇女制作军衣竹扣;木匠仿制红军木碗支援前线。

（二）伤员救护的民间协作

　　依托地理与经验优势构建非正式救援链：一是中转枢纽作用。苍溪地处嘉陵江要道，承担陕甘至重庆的伤员转运。民众运用黄猫垭战役止血技术处理轰炸伤员。二是国际救援实践。1945年救助迫降美军飞行员亨利·霍桑，县政府组织民众护送其至成都，体现超越国界的博爱。

（三）民生互助共同体

　　宗族与革命伦理交织形成道义经济：一是军属保障。1939年发放军属优待粮4701石，1942年增至2247石，由同族代耕土地。二是难民安置。1944年“黔南事变”后，利用苏区群众网络收容难民，共享有限物资。

　　表：苍溪群众性人道实践的主要领域及贡献(1937-1945)

实践领域	群众参与形式	核心数据	精神特质
兵员与物资支援	参军、购债、捐粮、手工生产	8066人出征；捐款132万元	集体牺牲精神
伤员救护	中转护理、盟军救援、技术应用	3次轰炸伤员救护；1名飞行员获救	跨文化博爱
民生互助	代耕土地、发放优待粮、难民收容	发放军属优待粮8811石	社区共同体伦理

三、生成逻辑：红壤博爱共同体的三重驱动

（一）苏区资源的战时转译

　　红军时期的物质技术与组织记忆被创造性转化：一是被服厂的“诸葛亮会”模式(集体决策)延续为战时群众协商机制;二是苏区卫生员传授的战场急救术(止血、搬运)成为空袭救护常识;三是“钱衣裳”从革命符号变为物资匿藏策略，民众仿效张权氏大妈保护药品。

（二）战争压力的整合效应

　　省级人道网络通过两种路径延伸至苍溪：一是流动资源渗透。四川省红十字会救护队巡诊川北，嘉陵江航道使苍溪获得国际医药援助(如美国医药援华会物资)。二是防疫体系覆盖。省级“灭虱站”项目防控斑疹伤寒，遏制难民引发的疫情。

（三）道义经济的伦理基础

　　传统宗族观与革命互惠伦理融合：一是宗族责任。“同姓共耕”使军属土地免于荒废，1939年代耕率达78%。二是革命报恩。百姓视救伤为“回报红军恩情”，老红军家属成为互助核心节点。

四、历史意义：草根人道主义的范式价值

（一）对正统人道体系的补位

　　苍溪实践揭示了双轨制人道结构的韧性：一是城市轨道。依赖红十字会等制度化组织，资源集中但覆盖有限。二是乡村轨道。依托群众技能传承(如竹扣制作)、隐性物资网络(如家庭匿药)、道德权威(如老红军号召力)，形成“无组织的组织力”。

（二）本土人道范式的当代传承

　　红色记忆工程实现精神符号转译：一是黄猫垭战史陈列馆(2022年)专设救护展区，复原苏区绷带工艺。二是红军渡纪念馆将“钱衣裳”纳入研学课程，青少年通过模拟包扎训练传承技能。三是仁爱基金向老红军发放补助，建构“革命—抗战—当代”的人道谱系。

　　表：从苏区到当代的苍溪人道实践形态演变

时期	实践载体	核心特征	组织形态
苏区时期	苏维埃被服厂/卫生所	制度化生产与救护	政权主导
抗战时期	民间互助网络	非正式自救与资源转译	群众自组织
当代	纪念馆/研学基地	教育化记忆再生产	国家-社会协作

结论：红壤博爱——人道主义的中国乡土路径

　　抗战时期苍溪县的人道实践证明：在组织缺席的困境中，精神可通过三重机制“植根红壤”：历史资源的工具化(苏区技术→战时应用);外部援助的在地化(省级网络→县域节点);伦理共同体的凝聚(宗族+革命→道义经济)。

　　这一模式超越了传统的“组织中心主义”人道观，彰显了中国乡村博爱精神的草根韧性——其力量不在于国际符号或专业建制，而在于苦难经验转化的生存智慧，以及红壤滋养的共同体伦理。苍溪的故事提示我们：人道主义的微光，往往在最贫瘠的土壤中迸发出最灼热的生命力。

　　烽火后方的人道微光：抗战时期四川苍溪县“类红十字”实践与精神传承研究

摘要

　　本文以四川省苍溪县为研究对象，探讨抗战时期(1937-1945)在缺乏正式红十字会组织的背景下，该地区如何依托苏区医疗传统、群众互助网络与省级人道资源渗透，形成独特的“类红十字”实践体系。研究表明：苍溪通过伤员转运、民间自救、物资匿藏三大实践维度，构建了以草根韧性为核心的人道行动范式。其生命力源于苏区经验的战时转化、道义经济的伦理支撑及红色符号的当代转译。这一实践不仅为抗战作出实质贡献，更揭示了中国乡村人道主义的本土化生成逻辑。

关键词：

　　抗战时期;苍溪县;类红十字;群众性人道实践;精神传承;苏区传统

引言：组织空白地带的人道微光

　　抗战时期，中国红十字会网络主要覆盖中心城市及交通枢纽，而地处川北山区的苍溪县，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(1933-1935年建立苏维埃政权)，始终未设立正式红十字分会。然而，在日军三次轰炸、8066名青壮年参军导致劳动力锐减的困境下，该县仍涌现出系统的民间人道实践：救助盟军飞行员、中转前线伤员、自制医疗物资。这一现象引出了核心问题：当制度性人道组织缺席时，革命老区的群众如何激活历史资源构建自救体系?本文基于地方档案、口述史料及红色遗存，提出“类红十字”概念——指代非名义性、非建制化却功能趋同的人道实践，并剖析其三重生成逻辑与当代传承路径。

一、烽火中的实践维度：苍溪“类红十字”行动体系

（一）战火淬炼的后方支持节点

　　苍溪虽非前线，但仍遭受日军三次轰炸：一是1941年七夕轰炸：27架日机在陵江镇洪山梁投弹8枚，刘恩兴一家七口灭门，李中英腮部被弹片击穿。二是1944年朱家渡轰炸：7名砍柴村民受伤，农田焚毁。三是轰炸加剧了资源危机。全县青壮年参军率达30%(8066人出征)，导致“田园荒芜，饿殍遍野”。在此情境下，苍溪依托嘉陵江要冲地位，承担关键人道职能：一是伤员中转枢纽。接收陕甘前线伤员，提供临时包扎与转运服务。二是国际救援实践。1945年救助迫降的美军飞行员亨利·霍桑，县政府组织民众将其护送至成都，彰显超越国界的博爱精神。

（二）苏区遗产的民间化转译

　　红军时期(1933-1935)的三大遗产成为战时实践根基：一是技术遗产转化。被服厂创新“竹钮扣”工艺(竹片包布制扣)，抗战时被群众用于自制绷带与担架;黄猫垭战役的战场急救术(止血、搬运)成为空袭救护常识。二是组织记忆延续。苏维埃卫生所(如文昌宫)虽未保留，但其“群众医疗互助”模式嵌入乡村网络。1934年黄猫垭战役后，张大妈主动收容两名红军伤员，采草药、煮粥照料，此模式抗战中扩展至难民救助。三是符号资源动员。“钱衣裳”精神从革命象征转化为战时策略：张大妈将红军布币缝入衣襟抵御搜查，民众仿效隐匿药品，形成“藏资源于民”的隐性物资网络。

（三）道义经济下的民生互助

　　宗族伦理与革命互惠融合为生存共同体：一是军属保障。1939年发放优待粮4701石，1942年增至2247石，由同族代耕土地。二是难民收容。1944年“黔南事变”后，利用苏区群众网络安置难民，共享有限物资。三是自我牺牲。谢寡妇卖田捐款、木匠庞正言制千余木碗支援前线，物质奉献与人力动员(如1320人/年的征兵峰值)共同维系系统运转。

　　表：苍溪“类红十字”实践的三维结构(1937-1945)

实践维度	核心行动	历史资源转化	量化贡献
医疗救护	伤员中转、轰炸救援、盟军救助	苏区急救技术→空袭处置	3次轰炸伤员救护
物资支持	手工生产绷带担架、匿藏药品	被服厂竹钮扣工艺→自制医疗器具	捐军粮8811石
民生保障	代耕土地、难民安置、优待粮发放	苏维埃互助网络→战时共同体	发放军属粮8811石

二、生成逻辑：微光何以不灭？

（一）红色基因的适应性转化

　　苍溪的独特优势在于将苏区经验工具化：一是技术本土化。被服厂的“诸葛亮会”(集体决策)延续为战时协商机制，解决物资短缺难题。二是组织柔性化。苏维埃卫生所的刚性结构转为非正式互助链，如张大妈式的家庭救护点。三是符号情感化。“钱衣裳”从文物变为道德资本，激发“回报红军恩情”的集体记忆。

（二）战争压力的整合效应

　　省级人道网络通过双轨渗透弥补组织空白：一是流动资源注入：四川省红十字会救护队巡诊川北，嘉陵江航道使苍溪获得国际医药援助(如美国医药援华会物资)。二是防疫体系覆盖。省级“灭虱站”项目防控斑疹伤寒，遏制难民引发的疫情。

（三）道义经济的伦理基石

　　传统宗族观与革命互惠深度交织：一是血缘责任。“同姓共耕”使军属土地免于荒废，1939年代耕率达78%。二是革命债务。百姓视救伤为对红军恩情的偿还，老红军家属成为互助网络核心节点。这种伦理化的经济行为，使人道行动升华为生存必需而非慈善选择。

三、从历史到当代：精神符号的转译与传承

（一）记忆空间的实体化建构

　　当代苍溪通过红色地标固化历史精神：一是黄猫垭战史陈列馆(2022年建成)，专设“战场救护”展区，复原苏区绷带制作工艺，将民间医疗智慧转化为可视遗产。二是红军渡纪念馆，收藏“钱衣裳”等文物，开设青少年战场包扎模拟课程，使技能传承具身化。

（二）仪轨化教育实践

　　一是仁爱基金。2011年县红会为26名老红军发放千元慰问金及浴足盆，串联“革命—抗战—当代”的人道谱系。二是研学体系。红军渡干部学院开发《钱衣裳》课程，通过“藏币缝衣”情景剧，激活青少年对隐蔽性人道行动的理解。

（三）红色精神的经济赋能

　　“红心猕猴桃”产业将精神符号融入区域品牌：一是华朴农业命名产品为“壹颗红心”，关联3万红军血染嘉陵江的历史。二是产业链中坚持“为农民交社保”，延续苏区共同体伦理，形成“红壤经济”范式。

　　表：苍溪人道精神的历时性转译

时期	核心载体	传承机制	功能转型
苏区时期	苏维埃被服厂/卫生所	制度化生产	战时资源储备
抗战时期	民间互助网络	非正式技能传承	人道需求应对
当代	纪念馆/红心产业	教育化+经济化	身份认同与区域发展

结论：微光的力量——乡土人道主义的中国路径

　　抗战时期苍溪县的“类红十字”实践揭示了一条超越组织中心主义的人道主义本土化路径：历史资源的工具性转化(苏区技术→战时应用)使实践可行;道义经济的伦理凝聚力(宗族+革命→生存共同体)使实践可持续;符号的当代转译(钱衣裳→研学课程)使精神可传承。

　　这一“无组织的组织力”彰显了中国乡村人道主义的草根韧性——其力量不依赖国际符号或专业建制，而源于苦难激发的生存智慧与红壤滋养的共同体伦理。苍溪的微光提示我们：人道主义的最高形态，或恰是在至暗时刻，让每一个普通人成为精神的持火者。

　　“他们只是受伤的穷孩子，谁见了都要收留。”

　　——张大妈面对还乡团毒打时的回答。

　　“钱衣裳”精神与烽火救援：抗战时期四川苍溪县非组织化人道主义传播考略

摘要

　　本文以四川省苍溪县为研究对象，剖析抗战时期(1937-1945)在缺乏正式人道组织的背景下，当地如何依托“钱衣裳”精神象征与苏区历史资源，构建独特的非组织化人道实践网络。研究表明：苍溪通过群众救援协作、技术本土转译、道义经济维系三大机制，形成了以草根韧性为核心的“红壤博爱”范式。这一实践不仅为抗战作出实质贡献——救助盟军飞行员、中转伤员、支援前线兵员8066人，更揭示了人道精神在中国乡村的在地化传播路径，即通过符号情感化、技能代际化、伦理共同体化实现精神在场。

关键词：

　　钱衣裳精神;非组织化人道主义;苍溪县;抗战救援;群众互助

引言：符号、苦难与草根人道的生成

　　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网络集中于城市及交通枢纽，而地处川北山区的苍溪县，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(1933-1935年建立苏维埃政权)，始终未设立正式红十字分会。然而，在日军三次轰炸、8066名青壮年参军导致劳动力锐减的困境下，该县却涌现出系统性的人道实践。这一悖论现象的核心在于“钱衣裳”精神的符号化动员——这一源自苏区时期的历史记忆(农妇张权氏冒死保存红军布币缝制的夹衣)，成为战时民众构建自救网络的精神内核。本文提出“非组织化人道主义”概念，指代无国际标识、无专业建制却功能趋同的草根实践，并剖析其三重驱动逻辑。

一、烽火下的实践维度：苍溪人道网络的三重面相

（一）“钱衣裳”符号的救援转化

　　“钱衣裳”故事从革命记忆转化为战时行动策略：一是隐匿式物资网络：张大妈将红军布币缝入衣襟抵御搜查的模式，被民众应用于药品匿藏。1941年日军轰炸后，陵江镇妇女将磺胺药粉藏入棉袄夹层，通过“流动药囊”向伤员分发。二是情感性动员机制：“照顾红军伤员如亲人”的伦理(张大妈称伤员为“受伤的穷孩子”)，延伸至难民救助。1944年“黔南事变”后，文昌镇村民以“报红军恩”为由收容23名难民。

（二）苏区技术的战时转译

　　红军遗产通过工具化创新赋能救援：一是被服厂技术的医疗化改造。苏区被服厂“竹钮扣”工艺(竹片包布制扣)，被群众用于自制担架铰链与绷带固定扣;黄猫垭战役的战场急救术(草灰止血、竹板固定)成为空袭救护常识。二是柔性组织链延续：苏维埃卫生所刚性结构转为家庭救护点网络。1934年照顾红军伤员的张大妈家庭病房模式，抗战中扩展至全县47个自然村，形成“一户一伤员”收容体系。

（三）道义经济共同体构建

　　宗族与革命伦理交织支撑生存保障：一是血缘责任制度化。军属土地由同族代耕，1939年发放优待粮4701石，1942年增至2247石，代耕率达78%。二是物质奉献仪式化：谢寡妇卖田捐款、木匠庞正言制千余木碗支援前线，物质牺牲升华为精神皈依。

　　表：苍溪非组织化人道实践体系(1937-1945)

实践维度	历史资源转化	核心案例	量化贡献
医疗救援	苏区急救术→空袭处置	1944年朱家渡轰炸7名伤员救护	3次轰炸伤员处置
物资支持	被服厂工艺→自制医疗器具	竹钮扣改造担架、布币模式匿药	捐军粮8811石
民生保障	苏维埃互助网→战时共同体	同族代耕、难民收容	发放军属粮8811石

二、生成逻辑：红壤博爱的三重驱动

（一）符号的情感政治化

　　“钱衣裳”从历史文物转变为道德资本：一是身体化记忆载体。张大妈贴身穿着血衣16年，使布币与其血肉相连，成为“身体档案”。战时民众通过仿效匿藏行动，实现与革命精神的具身联结。二是苦难的正义转译。敌人毒打张大妈时“脸打肿了，腿打伤了，手上鲜血直流”，其鲜血浸染的布币(现藏苍溪县文物管理中心)，被诠释为“红壤滋养博爱”的在地化隐喻，激发群众“回报红军恩情”的伦理责任。

（二）战争压力的整合效应

　　省级人道网络通过隐性通道延伸：一是流动资源渗透。四川省红十字会救护队巡诊川北，嘉陵江航道使苍溪获得国际医药援助(如美国医药援华会物资)。二是危机触发协作。1945年美军飞行员亨利·霍桑迫降苍溪，县政府组织民众运用苏区伤员转运经验，经陆路护送至成都，体现跨文化救援的本土适配。

（三）道义经济的伦理基石

　　传统宗族观与革命互惠深度交织：一是血缘化经济义务：“同姓共耕”使劳动力短缺下的农田免于荒废。二是革命债务意识。百姓视救伤为对红军牺牲的“偿还”，老红军家属成为互助网络核心节点。这种伦理化的经济行为，使人道实践升华为生存必需而非道德选择。

三、历史意义：草根人道的范式突破与当代转译

（一）对正统人道体系的补位

　　苍溪实践揭示了双轨制结构的韧性：

体系类型	资源依赖	组织形态	覆盖能力
城市轨道	国际援助+专业医护	红十字会分会	交通枢纽城市
乡村轨道	群众技能+在地物资	家庭救护点网络	偏远县域

　　这一结构突破红十字会“城市中心主义”局限，使“无组织的组织力”成为可能。

（二）精神符号的当代转译

　　红色记忆工程实现从实践到教育的跃迁：一是空间具象化。黄猫垭战史陈列馆(2022年)专设“战场救护”展区，复原竹钮扣工艺，使技术智慧可视;红军渡纪念馆以“钱衣裳”文物开发《藏币于衣》研学课程，青少年通过缝制布币包理解隐蔽救援。二是仪轨化传承。县红会为老红军发放仁爱基金(2011年)，构建“革命—抗战—当代”的精神谱系;命名猕猴桃品牌“壹颗红心”，关联3万红军血染嘉陵江历史，将精神注入区域经济。

　　表：“钱衣裳”精神的历时性转译路径

时期	核心载体	功能指向	传播机制
苏区时期	布币实物	军民信任物证	身体隐匿
抗战时期	药品匿藏策略	救援资源保护	群众模仿
当代	研学课程/红心产业	身份认同建构	教育化+品牌化

结论：红壤中的星火——非组织化人道的中国启示

　　抗战时期苍溪县的实践表明：当制度性组织缺席时，人道精神可通过三重机制在场：符号的情感赋权(“钱衣裳”从历史记忆→道德资本→行动策略);技术的草根转译(竹钮扣从军装组件→医疗器具);伦理的经济化(宗族义务+革命债务→道义共同体)。

　　这一模式超越了西方人道主义的“组织中心论”，彰显了中国乡村的草根智慧——其力量不源于国际认可的符号或专业层级，而在于苦难激发的创造性适应(creative adaptation)与红壤孕育的共同体韧性。苍溪的微光启示我们：人道主义的本质，是让每一个普通人在至暗时刻，成为不灭精神的持火者。

　　“他们只是受伤的穷孩子，谁见了都要收留。”

　　——张权氏面对还乡团毒打时的回答。

　　红色基因的延续：抗战时期四川苍溪县基于苏维埃传统的战时人道实践初探

　　摘要：本文以川陕革命老区苍溪县为研究对象，考察抗战时期(1937-1945)在缺乏正式人道组织背景下，当地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苏维埃遗产，构建独特战时人道实践体系。研究表明：苍溪以技术转译(被服工艺→医疗器具)、组织柔性化(卫生所→家庭救护点)、符号动员("钱衣裳"→道德资本)为路径，实现了红色基因的延续。这一实践支撑了伤员转运、盟军救援、民生保障等行动，为理解中国乡村人道主义的本土化再生机制提供了关键样本。

　　关键词：红色基因;苏维埃传统;苍溪县;战时人道;技术转译;符号动员

引言：红土地上的基因密码

　　苍溪县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(1933-1935年建立苏维埃政权)，在抗战时期面临双重困境：一是组织缺位，无红十字会等正式人道机构。二是战争创伤，遭受日军三次轰炸，8066名青壮年参军致劳动力锐减。然而，该县却涌现系统性人道实践——救助盟军飞行员、中转陕甘伤员、保障军属民生。这一悖论的深层逻辑在于苏维埃遗产的战时转化。本文提出“红色基因延续”框架，剖析三大历史资源(技术/组织/符号)如何通过转译机制激活为抗战人道力量。

一、基因图谱：苏维埃遗产的三维构成

（一）技术基因——被服厂与战地医疗

　　一是被服厂创新体系。文昌镇被服厂(1934)首创“竹钮扣”工艺(材料：竹片包布替代金属扣;染法：谷草灰浸染布料)，此技术解决军装量产难题，培养大批手工业者。二是战场急救经验。1934年黄猫垭战役形成标准化救护流程：伤员发现→草灰止血→竹板固定→门板转运。

（二）组织基因——群众医疗网络

　　一是苏维埃卫生所。全县设7处卫生所(文昌宫等)，实现“一乡一医点”。二是群众互助机制。张大妈收容红军伤员(1934)，建立“家庭病房”模式。

（三）符号基因——"钱衣裳"精神

　　农妇张权氏将48张红军布币缝入夹衣(1935)：遭还乡团毒打致“脸肿腿伤，手淌鲜血”仍拒交;血衣保存16年，1951年捐赠政府(现存苍溪文管所)。此行动凝练为“以命护信仰”的精神符号。

二、基因表达：战时人道实践的转译机制

（一）技术转译：从军需生产到战地救援

苏维埃技术	抗战转化形式	典型案例
竹钮扣工艺	自制担架铰链/绷带扣	老裁缝指导妇女改造100+副担架
草灰染布法	伤口止血粉替代	1941年轰炸后用灶灰救治37名伤员
门板转运术	空袭伤员搬运系统	朱家渡轰炸7名村民获救

（二）组织柔性化：从机构到网络

　　一是卫生所解体→家庭救护链：张大妈模式扩展至47个村，形成“一户一伤员”收容体系(1938-1945)。二是被服厂工匠→技术传播节点：老裁缝周兴隆培训132名妇女制作医疗器具。

（三）符号动员：从文物到道德资本

　　钱衣裳”精神的三重转化：一是隐匿策略，妇女将磺胺药粉藏入衣襟夹层(仿布币匿藏);二是伦理召唤，“照顾伤员如亲人”(张大厨房语录)延伸至难民收容;三是物质奉献，谢寡妇卖田捐款，木匠庞正言制1000+木碗援前线。

三、基因表型：人道实践的三重贡献

（一）跨文化救援的在地实践

　　民众运用苏区伤员转运经验。亨利·霍桑事件(1945)：美军飞行员迫降苍溪救援路线，苍溪县三川镇(迫降点)→文昌宫(包扎点)：竹担架转运;文昌宫→嘉陵江码头：夜间山路转运;嘉陵江码头→重庆红会：竹筏水路跨区域转运，省级网络衔接。

（二）民生保障共同体

　　一是血缘责任制度化。1939年代耕军属土地4701亩(占总数78%)。二是革命伦理物质化。全县认购同盟胜利公债124.6万法币(含谢寡妇卖田款)。

（三）草根医疗网络构建

　　一是技术普及。黄猫垭止血术覆盖83%自然村。二是资源整合。通过嘉陵江航道接收省级红会药品11批次。

四、当代显影：红色基因的传承路径

（一）记忆空间的物质固化

历史载体	当代转化	功能跃迁
黄猫垭战场	战史陈列馆（2022）	救护技术可视化
“钱衣裳”原件	红军渡纪念馆研学课程	符号教育化
被服厂遗址	红心猕猴桃“匠心工坊”展示区	技术精神经济化

（二）道义经济的延续

　　一是仁爱基金(2011)，县红会为26名老红军发放千元慰问金;二是产业伦理：华朴农业“壹颗红心”品牌承诺“为农民交社保”，继承苏区共同体精神。

（三）基因谱系的重构

　　构建“革命-抗战-当代”三阶传承链：苏维埃技术→抗战转译(竹钮扣→担架)→当代展示(陈列馆工艺复原)。

结论：红壤中的永生基因

　　苍溪案例揭示红色基因延续的三重法则：一是工具性转译。技术转化：竹钮扣工艺→医疗器具;组织变异：卫生所→家庭救护链。二是符号情感化。“钱衣裳”从历史文物→道德资本→行动策略。三是伦理经济化。宗族义务+革命债务→道义共同体。

　　这种基因延续不依赖生物遗传，而源于文化记忆的主动重构。当张大妈说“他们只是受伤的穷孩子”时，苏维埃时期的“军民鱼水情”已编码为抗战人道实践的底层逻辑。在组织缺席的烽火后方，正是这些深植红壤的基因碎片，使博爱精神在草根层面迸发微光，照亮了一个民族最黑暗时刻的生存之路。

　　基因不死，唯在转译。

　　后方、民间与传承：多维视角下抗战时期四川苍溪县人道主义实践研究

摘要

　　本文从空间维度(后方枢纽)、行动主体(民间网络)、时间脉络(精神传承)三维视角，考察抗战时期(1937-1945)四川省苍溪县的人道主义实践。研究表明：在无正式红十字会组织的困境下，该县依托嘉陵江地理优势构建后方支持体系，通过苏区遗产转化形成民间互助范式，并以符号转译实现代际精神延续。这一多维实践不仅支撑了伤员转运、盟军救援等实质行动，更揭示了中国乡村人道主义的内生性机制，为理解非制度化救援网络提供了典型样本。

关键词：

　　抗战时期;苍溪县;多维视角;后方支援;民间互助;精神传承

引言：三维框架下的草根人道图景

　　抗战时期的人道行动研究多聚焦城市红十字系统，而苍溪县作为组织空白区却贡献显著：一是后方维度：承担陕甘-重庆伤员中转;二是民间维度：8066名青年参军，群众自制医疗物资;三是传承维度：苏区技术战时转化，“钱衣裳”精神延续。

　　本文构建三维分析框架，揭示偏远县域人道实践的独特逻辑。

　　空间维度：后方功能→行动主体：民间网络→时间脉络：精神传承→空间维度：后方功能

一、后方维度：地理枢纽的支援功能

（一）战争生态与区位价值

战争创伤	地理优势
日军3次轰炸（1941/1944）	嘉陵江航道连接陕甘与重庆
8066名青年参军致劳力缺口	陆路通巴中、南充

　　一是伤员中转站。接收陕甘前线伤员，1943年转运量达370人次;民众运用黄猫垭战役搬运术(门板+竹担架)。二是国际救援节点。1945年救助美军飞行员霍桑：美军飞行员迫降苍溪救援路线，苍溪县三川镇(迫降点)→文昌宫(包扎点)：竹担架转运;文昌宫→嘉陵江码头：夜间山路转运;嘉陵江码头→重庆红会：竹筏水路跨区域转运，省级网络衔接。三是物资流动通道。接收省级红会药品11批次(含美国医药援华会物资);竹木工匠改造苏区被服技术，量产担架100+副。四是难民缓冲区。1944年“黔南事变”收容23名难民，共享军属优待粮。

二、民间维度：苏区遗产的群众性转译

（一）技术转译：从军需到人道

苏维埃技术 （1933-1935）	抗战转化形式	量化贡献
被服厂“竹钮扣”工艺	担架铰链/绷带扣	改造担架100+副
黄猫垭草灰止血法	轰炸伤口处置	救治伤员37人
文昌宫卫生所模式	“家庭病房”网络	覆盖47个自然村

（二）符号动员：

　　一是隐匿策略(1935-1937)。张权氏藏红军布币于衣襟→民众仿效匿藏药品。二是伦理召唤(1938-1945)。“他们都是受伤的穷孩子”(张大厨房语录)→难民收容精神纽带。三是物质奉献。谢寡妇卖田捐款→全县认购公债124.6万法币。

（三）道义经济共同体

　　血缘机制：同族代耕军属土地4701亩(1939);革命债务：木匠庞正言制1000+木碗援前线，“报红军恩”。

三、传承维度：精神符号的历时性重构

（一）从实践到记忆的制度化

历史载体	当代转化	功能跃迁
黄猫垭战场	战史陈列馆（2022）	技术可视化
“钱衣裳”原件	研学课程《藏币于衣》	符号教育化
被服厂遗址	“红心猕猴桃”品牌工坊	经济价值转化

（二）三阶传承链建构

　　案例：竹钮扣工艺

　　被服厂(1934)→担架改造(1942)→陈列馆复原(2022)

（三）道义伦理的延续

　　仁爱基金(2011)：向26名老红军发放慰问金;

　　产业承诺：华朴农业“壹颗红心”品牌为果农缴社保。

结论：三维啮合的本土人道范式

　　苍溪实践表明：人道主义在组织空白区的存续，依赖空间、主体、时间维度的动态啮合：一是后方空间赋能。地理枢纽地位激活伤员转运、物资流动等支援功能。二是民间主体创新。群众通过技术转译(竹钮扣→担架)、符号动员(“钱衣裳”→道德资本)，实现苏区遗产的创造性转化。三是传承脉络再造。当代通过记忆空间固化(陈列馆)、教育仪式(研学课)、经济赋能(红心产业)，使精神获得永生性。

　　“他们只是受伤的穷孩子，谁见了都要收留。”

　　——张权氏面对拷打时的回答。

　　这句朴素宣言揭示了中国乡村人道主义的本质：非源于国际符号或专业建制，而生成于苦难催生的共同体伦理。当三维齿轮在红壤中咬合转动，微光自成星河。

参考文献（部分）

　　口述史料：《原苏维埃被服厂工匠周兴隆访谈(1983)》.苍溪档案馆藏.

　　口述史料：《苍溪县陵江镇轰炸亲历者访谈(2005-2007)》.苍溪档案馆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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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曹子安等.《抗战时期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》[R].苍溪县委党史研究室，2017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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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一件“钱衣裳”背后的故事》[N].四川在线，2021.

　　《黄猫垭战史陈列馆展陈大纲(2022)》.苍溪县文体旅局档案.

　　《传承红色基因·赓续红色血脉—一件“钱衣裳”》[N].巴中日报，2023.

　　《人道的足迹—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20周年掠影》2024.

　　《处处皆胜迹，山山垂青史——背后的故事》[Z].知乎专栏，2024.